第一章 从黑死病到重大革命前夕的欧洲人口 由多伦多大学经济史教授卡尔·赫莱纳(Karl FHelleiner)撰写 1.1引言(1) 1.2黑死病及其后果(5) 1.3人口的恢复和增长(18) 1.4倒退的世纪(37) 1.5重大革命前夕(53) 1.6引起长期波动的一些因素(61) 1.7结论(84) 第二章 科学方法与技术进步 伦敦帝国学院科学与技术史教授鲁珀特·霍尔(ARupert Hall)(85) 2.1从中世纪到现代(85) 2.216世纪(88) 2.3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的时代（1600～1640年）(99) 2.4科学社团(103) 2.5牛顿时代（1640～1740年）的科学与技术发现(110) 2.6生理学、医学和健康(118) 2.7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与技术(127) 第三章 运输与贸易线路 哈佛大学加德纳(Gardiner)海洋史与海洋事务教授帕里(JHParry)(138) 3.1 地中海贸易(138) 3.2 北欧贸易(150) 3.3 大西洋海岸贸易(163) 3.4 远洋贸易(172) 3.5 运输工具(191) 第四章 欧洲经济制度与新世界：特许公司 巴黎法兰西学院教授库纳厄特(ELJCoornaert)(200) 4.1扩张的背景(203) 4.2国家制度(208) 4.3公司的成员和财政(217) 4.4新世界的经济发展(238) 4.5公司的终结(244) 4.6结论(246) 第五章 农作物和牲畜 牛津沃尔弗森(Wolfson)学院研究员梅斯菲尔德(GBMasefield)(247) 5.1欧洲农业中的作物引进(248) 5.2欧洲农作物和家畜向海外的引种(251) 5.3热带地区间农作物和家畜的流动(254) 5.4农作物传播的经济影响(258) 5.5调味品贸易(259) 5.6蔗糖贸易(260) 5.7烟草贸易(264) 5.8饮料贸易(265) 5.9欧洲的马铃薯(268) 第六章 殖民定居点及其劳动力问题 牛津大学前英帝国和海军史教授、圣凯瑟琳学院院长里奇(EERich)(272) 6.1来自西非的奴隶(278) 6.2奴隶与蔗糖(280) 6.3西班牙帝国的印第安人和黑奴(283) 6.4奴隶贸易与国家间的对抗(291) 6.5西印度的蔗糖与奴隶(305) 6.6英国和法国的奴隶贸易(311) 6.7北美洲殖民地(322) 6.8香料群岛的劳动力及其管理方式(327) 第七章 1450～1750年欧洲的价格 法兰西学院教授、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布罗代尔(FBraudel)和达勒姆大学经济史教授斯普纳(FSpooner)(335) 7.1货币、贵金属和货币市场(339) 7.2长期趋势(351) 7.3短期波动：周期及周期性运动(388) 7.4结论及对前面解释的概述(400) 第八章 贸易、社会和国家 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威尔逊(CHWilson)(445) 前言 （一）     自1948年规划本卷及下一卷要描述更为广阔世界（15、16世纪的地理发现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将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史以来，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显然已经变得更为广泛而积极了。这种兴趣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随着政治的发展而活跃起来的历史和经济研究，而后者又是新兴民族主义的知识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当地的社会与经济以及它们对欧洲商人、传教士、殖民者和行政官员们的反应。新的研究要求对以前已为人们广为接受的许多观点进行重新评价，并鼓励对欧洲史的许多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以至欧洲研究也获得新的推动力，欧洲扩张的动机、机构和成就也得到更为细致的讨论，并受到来自各方的更有说服力的批评。我们现在进行的这种讨论也必须是系统的，深入的，但它并不是为了反对一种认为国旗所到之处贸易随之而来的简单理论，而是以阐明二元社会、不发达地区、从属经济、初级生产者(国)、贸易条件、资本形成、受到保护的市场、大量购买和殖民地民族主义这些概念展开讨论。殖民地条约(the pacte coloniale)变得高度复杂了。     许多处理帝国主义问题的现代方法都是意识形态的，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依照法律和宪法的。然而，当国家的地位获得以后，重心就越来越转移到经济上了。当外部投资枯竭或被排挤出去，人们对新兴国家的同情心被收回，新兴国家不得不去平衡它们自己的经济，以它们能付得起的价格为其国内市场进行生产，以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价格和数量为世界市场生产，并且还得允许必需的国外采购时，这种状况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新兴国家，不管是作为援助的接受者还是正在成长发育的独立经济的管理者，都是世界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就像它们从中诞生的殖民地一样。这种情况与老殖民地重商主义体系大不相同，后者有《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和《糖税》(Sugar Duties)，有殖民地条约和贸易、财政、海运业的独占政策(exclusif policy)。它与双重托管制(Dual Mandate System)也绝不相同，后者以相当简单的规定就可以使热带地区的资源为文明世界所利用，也使文明世界的资源为热带的人们所利用。因为在这种托管方式中必然隐含着欧洲优先的因素，至少在评价和控制局面方面是如此；但是，这种优先权作为一种基本【XI】假定已经不存在了，只是作为一种经济上的必需而再现。     前言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新兴的不发达地区必须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之中生存，这一现实没有它们必须自己决定怎么去做、必须去执行自己的决策这一事实更激动人心，但这并非没有意义。它们的独立地位和行动自由都是新生事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们复杂的经济状况是一系列事件持续的结果，通过海上航线将欧洲人带到了它们国家的那些事件，也是由潜藏在那些事件背后的目的和思想所造成的。由于15世纪后半叶葡萄牙人的航海大发现，扩张运动随之拉开了序幕，它所带来的变化使西欧和世界其他大洲——非洲、美洲、亚洲，最后是澳洲——都被带进一种崭新的、更加紧密的、持续的经济联系之中。一种新的世界经济被创造出来，在这种经济中，里斯本(Lisbon)和贸易商行(the Casa da Contratación)控制了世界的香料贸易，指挥着它们的香料船队抵达它们的贸易中心果阿(Goa)，然后停泊于塔霍河(Tagus)。事实证明葡萄牙的管理和财政技巧是不适于这种营利事业的，而荷兰人显示了他们作为干涉他人事务者(interloper,来自荷兰语的一个词)的能力，“作为西班牙国王臣民的安特卫普人拥有极为富足的资金，它们把香料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通常提前拿钱买回它们，由此形成彻底的垄断”。这种抱怨来自于英国冒险商公司(Merchant Adventurers)的秘书，他更愿意他们自己获得这种垄断地位；荷兰控制下的香料贸易对它们的波罗的海和西北欧贸易构成极为重要的补充，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因人而异的看法。这种新兴的且在不断扩大的香料和东方产品贸易实际上被纳入到包括整个欧洲，实际上跨大西洋的贸易体系之中。     在葡萄牙人失去他们的控制之前，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包括东非主要港口在内的贸易模式，在这些港口，来自西非海岸的黑人奴隶在促进殖民地开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殖民地开拓从大西洋诸岛一直延伸到巴西和美洲大陆。糖类贸易使欧洲、非洲和美洲联系在一起，海运业是其重要的纽带。同样，在葡萄牙的支配地位被彻底打破之前，来自印加(Inca)王国和阿兹特克(Aztec)王国的掠夺物、此前从银矿获得的巨额收益都早已开始流入西班牙的国库中了，而哈布斯堡(Habsburg)国王们却发现：他们赖以获得帝国称号并得以维持这一称号的欧洲大银行家们都开始被卡斯蒂利亚【XII】(Castilian)对硬币的控制——正是这种硬币而不是西班牙王朝的世袭收入正在扰乱欧洲的币制——所深深吸引。     到了16世纪末，出产香料诸岛的农业经济、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国内工业、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阿拉伯人的贸易经济、西非的本土社会、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和西属美洲总督管辖两个省的广大地区的生活方式，无一不深受欧洲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海上新航线被发现，与非洲、亚洲和美洲这些新世界接触变得更加容易和经常，欧洲自身也处在剧烈的重组之中。当然与非洲和亚洲的贸易通道早就开启了，尽管美洲此前不为人知，而且事实上在它被发现之后的许多年人们还一直难以承认这块独立的大陆。穿越亚洲的“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产品带到罗马，中世纪商人从事过殖民地(kolonialwaren)贸易，而为现有的营利交易［它是威尼斯（Venice）、热那亚（Genoa）和比萨（Pisa）财富的主要来源］寻找新的渠道与渴望建立新的贸易这两个动机共同推动了15世纪的海上探险。当然，这种改变的过程并不彻底，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潮流的隔绝之中。但在人们对此持有绝对的保留意见时，事实依然是：世界经济被地理大发现及其被利用的方式带入一种全新的、持久的统一之中。     编者们计划以两卷的篇幅来论述这种世界经济的产生及其特点，他们希望能对导致欧洲进行海外贸易和殖民定居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由这种背景所衍生的动机、欧洲人通过对非欧洲商品、土地甚至人民的控制来解决满足自身需求这一问题的历史经验、公认的观念和制度进行客观的记述。     视角当然是欧洲人的。这来源于一种信念：这种世界经济从它所受的激励、它的组织和它所关注的主要事务都是欧洲的。当然，对非欧洲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与欧洲社会一样值得注意，这种影响有时是直接的和强大的，比如，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加勒比印第安人(Carib Indians)社会实质上被消灭了，或者，墨西哥和秘鲁王国(Mexican and Peruvian kingdoms)被西班牙征服者推翻。但非欧洲社会的反应通常更加深隐一些，因而对它的认识要缓慢一些。法国人在19【XIII】世纪晚期把这个过程描述为“蔓延(tache d’huile)”的过程，欧洲观念的逐渐渗透和影响让人联想到一滴油在一张吸墨水纸上蔓延的情形。对非欧洲社会而言，其结果无论如何都只是换一个角度，运用不同的技巧和证据来讲述的一个别样的故事(即使不是根本不同的)，零碎、刺激或者仅仅是阴险的。首先，即使从非欧洲人的观点来看，也必须采用欧洲人的视角。因为很显然，欧洲人是新纽带的主动创造者。正是欧洲发现了新世界，而不是新世界发现了欧洲，欧洲人控制了由此形成的交换，根据他们的需要来进行贸易或殖民；而不是亚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或印度尼西亚人，他们把解救自己的良方寄托在与欧洲人的联系上。     然而，在以欧洲人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时，我们不应轻易地忽视这样的事实：正是处于骚动状态的、向现存的制度和观念挑战的欧洲把新世界带入它的轨道。通向新世界的全新的、定期的和相对可靠的航线也对导致发生于欧洲的变化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要将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两个方面截然分开是困难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不适当的，而且编者们也无意做这种尝试。但是，他们尝试在集中探讨这一问题的本卷中论述欧洲对这一局面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包括人口、货币、劳动力缺乏、科学成就、农业发展和商业组织。在下一卷里，社会阶级和贸易技巧发展的结果，以及更为重要的经济方案所产生的作用将会得到探讨。这两卷之间没有编年史的先后顺序，也没有逻辑的区分。它们是一个整体，虽然做了一些不同方面的分述，但综合的评述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而且，之所以某些内容被编排在这一卷或那一卷，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因为作者不是在指定的时间完成这些章节。     尽管在这两卷中没有编年史上的分工，但也有必要强调在这样的研究中年代顺序还是十分重要的。其风险并不在于搞乱了事实的先后次序——结构糟糕的叙述最终将会自我崩溃——而是事件和运动将不会在其他领域的当代发展背景中得到认识。例如，新世界在这样一个欧洲——在这里，民族国家的全权性是一个崭新却被普遍接受的思想——眼前被打开，我们很难夸大由这一事实所导致的结果。民族【XIV】国家肯定不是15世纪的新生事物，无论它的概念和主张、它的忠诚和仇恨、它的法律和经济信条，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但由于它与改革了的国家教会联合，它拥有了一种新的权力和目标；为国民经济提供思想和行政机制的民族政治家们非常重视来自正在被展现的海外地区的潜在财富，他们把这些地区纳入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其结果比那些产生于类似背景的结果还要惊人——对外部空间的探险方式与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互冲突的时代相合，每一个意识形态都由一个巨大的全球霸主所主导。新世界的经济优势是很明显的(尽管不容易开发)，而且海外领地很容易、很自然地落入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背景之中，而这种民族经济对15世纪事实上也包括以后世纪的欧洲政治家们似乎是举足轻重。     第一个挑战，欧洲的反应受到伊比利亚国家(Iberian states)统治地位的严重影响；不仅欧洲哈布斯堡王朝(Habsturg monarchy)的力量很大程度上由于它的海外领地而获得承认，而且那个王朝和它所代表的世界秩序的敌对者也由于直接源于新世界的恐惧、抱负和仇恨而感到痛苦。“深入思考一下这个菲利普(Phillippe)是怎样被屈尊的，我的意思是，首先从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开始的”，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这样写道，并且用一种其尖刻程度有所减弱的语调接着说，“如果你在西印度群岛触犯了他，碰一下他的心爱之物，带走他的财宝，那是战争的关键(nervus belli)，他不能在西印度群岛拥有它，他的一伙老士兵很快就会土崩瓦解，他的意志被击垮了，他的力量消失了，他的骄傲无踪影了，他的专横被彻底制服了。”     英国与西班牙不断增强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海外的对抗，这种敌意从卡托·康布雷西斯条约(the Treaty of Cateau Cambrésis)中菲利普(Phillip)支持伊丽莎白(Elizabeth)而反对苏格兰玛丽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的王权到为无敌舰队(Armada)和德雷克舰队(Drake’s)对加的斯(Cadiz)的袭击作准备等事件上逐步得到增强。因为德文郡(Devonshire)水兵在英吉利海峡的不断(larrecins sans fin)出现、德雷克舰队惊人的掠夺性环球航行，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在圣胡安德乌洛阿(San Juan d’Ulloa)对英国船只的攻击和霍金斯(Hawkins)试图为西班牙种植园主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西非奴隶——这种解释也许天真，但不一定不合适。     在这里，不可能有单一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对相关的各种因素【XV】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认真评估的任何可能性。但必须承认，欧洲人对待新发现的世界以及在那里组织生产和贸易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欧洲人无论如何都是他们国家人口中的不稳定因素。有时受极度的贪婪所驱使，有时是由传教的热情，有时是由一些简单的个人原因所致，他们往往深受欧洲国家之间的敌对和在这些对抗中所蕴含的理论的影响；事实上，主要是理论而不是现实的影响，尤其在经济事务中。由于欧洲的日常生活的改变缓慢，而且它易受影响，但受到产品的流通、财富的创造和新世界所提供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的程度很小(通常居于第四或第五位甚至更远)，不断增强其对人们生活的控制和对他们思想的统治的民族国家不懈地将他们的努力引导到金银上去，这是海外自治领地最闪光的产品。     “金条就是军费”这一任何时代都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信条在雇佣兵的时代更是如此，因此，黄灿灿的金条就更能驱使人。这一信条也导致将贸易平衡视为当务之急，使人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努力管理与殖民地一起发展起来的贸易，以便在母国的资金平衡表上保持国家的贸易平衡，并且把来自航运业、金融和海上保险的增加额作为净收入。     简言之，殖民地世界十分适合重商主义。以《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为代表的旧殖民体系(Old Colonial System)从克伦威尔(Cromwellian)时代的英国对荷兰及其昌盛的敌对关系中衍生出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8世纪的海上和殖民地战争只是殖民和贸易对抗、各敌对殖民体系之间冲突的部分结果。其中有一些明显的纯粹个人敌对的因素——像东甘(Dongan)与德·拉·巴勒(de la Barre）、克莱夫（ Clive)与迪普莱克斯(Dupleix)、华盛顿与蒙特卡姆(Montcalm)之间的敌对——更有哈得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俄亥俄公司(Ohio Company)和北方公司(Compagnie du Nord)之间的贸易竞争，或者(英国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与(法国的)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之间的竞争，或者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与西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and West India Company)之间的竞争，还有波旁(Bourbon)太阳王与海上统治者斯图尔特(Stuart)和威尔夫(Guelph)之间不断增加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种为争夺其重要性稳步增加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而产生的对立。     欧洲在财富、战略力量和新世界的领地方面的竞争经历了许多阶段，但海外殖民地的宪法关系和经济发展两方面都完全被以下事实所决定：它们与一个民族经济及其平衡【XVI】都是重大问题的时代联系在一起。重心一直在变化，用以实现目标的策略也发生巨大变化，而能控制那些策略的社会阶级也是如此。但是，结果一直是一样的：把地球两端联系在一起，并且让这种状态永存下去，因为在其形成时代被控制的民族经济的模式也被强加给了东方和西方。     欧洲的利益在这种关系中应该居于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达到如此的程度，甚至当政治控制被解除以后，经济依附依然作为一个持久的传统而继续存在——这部分是由于形成这种联系的欧洲人的意志和能力，部分是由于欧洲国家的野心与组织。不过更多地是由经济环境所造成的。无论欧洲人带着什么样的动机去进行探险，他们发现最多的是广阔、肥沃却十分荒芜的空地，它们最明显的功用就是生产欧洲工业所急需的原材料。它们原先的用途即生产香料和金条很快就显得不合时宜，尽管并没有被完全放弃。当时烟草不得不在欧洲消费品市场中寻求恰当的位置，而且制毡的毛皮和生活用糖已经成为最迫切需要的原材料，而新世界却能为旧大陆的消费大量生产这些原材料。     这种结果是让人失望的，因为人们本来有很大的希望获得沥青、松香、焦油、大麻、直纹圆材和固定索具——所有这些海军装备的辅助材料迄今都是来自于与波罗的海国家(the Baltic)的极其脆弱的贸易。纽芬兰大浅滩(the Grand Banks of Newfoundland)让人难以置信的财富——游弋其中的鳎长一码，尤其是“出产大量的被野蛮人(Savages)叫作鳕(baccaloes)的那种鱼”，和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同时代的一位作者这样写道——的确导致了航运业的大发展，以至于横跨大西洋几乎成了一件平常事。有报告说，1578年后，每年有30～50艘英国船前往大浅滩；西班牙人派约100艘船去捕鳕，20或30艘船去捕鲸，从而使比斯开湾船舶的总吨位达到5 000或6 000吨；葡萄牙的捕鳕船队大约50艘，总吨位达到3 000吨；法国人通常派约150艘船，但每艘一般都不超过40吨，总吨位大约7 000吨。在大浅滩捕鱼显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事业，其自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还影响到制盐业、造船业的分布和成千上万的欧洲消费者的家庭习惯。它也是著【XVII】名的水手摇篮，在当时的政治经济著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但捕鱼业并不能满足欧洲国家对军火的实际需要；与海外世界的历次接触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直到17世纪中叶印度大陆开始生产硝酸钾并能充足供应时为止；而印度大陆生产的这种产品是制成品而非原材料。     尽管有这样一些失望和延迟，新发现陆地所潜藏的巨大财富给这些欧洲强国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他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将它们纳入它们国民经济的控制之下。最终结果是他们为争夺最诱人地区的独自控制权——这意味着独占——而互相斗争(以和平或战争方式)，然后把这些地区作为他们的卫星国来对待。在远离他们自己的祖国和他们力量的源泉，并且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发号施令的欧洲人应该能够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贸易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这是产生这样一种结果的必要条件——即那时所产生的世界经济应该是欧洲模式的翻版，受基督教和西欧的观念和教义的统治。最终它会受西欧人的统治和管理，这一事实本身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欧的世界观占据了统治地位。     欧洲利益最终占优势这是很容易想像的，对于欧洲的历史学家来说尤其如此；但它本身确实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惊讶和影响深远的现象之一。在带来这种结果的诸多因素中，欧洲人的世界观和目的也许是重要的，但主要应归因于历史上简单偶发事件。因为对海洋奥秘的探索是欧洲人视野扩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打开新世界的欧洲人改造了他们的船只，增进了他们关于航海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开始了一场技术革命，这使他们能够为他们发现的海外市场提供商品并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对原材料的需求。所有这些变化促成了一场共同加入欧洲大家庭和对海外领地财富进行瓜分的运动之中，这使海外扩张成为可能的、可取的甚至是必需的。     虽然贸易在正常情况下是买卖双方互惠的交易。但有时必然会对一方或另一方更有利一些；希望获得可资利用的有利地位以便得到最大的利益在大多数的贸易中都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任何一种贸易体系的共同之处，16世纪欧洲的技术优势再加上他们喜欢冒险的性格，【XVIII】这些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们获得了暂时的优势。但是殖民经济长期服务于欧洲市场并由此其得以维持，这不仅是经济条件所产生的结果，而且也是白种人在施加影响和巩固宗主权时期使用军事力量的结果。科尔特斯(Cortes)仅用了600人就征服了蒙提祖马二世(the great Montezuma)和墨西哥王国。他们只有15支滑膛枪和7门用石子作炮弹的小炮。印第安人援军和后来的增援在对墨西哥的最后征服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科尔提斯只是用他自己的力量获得了首次迅速的胜利。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一小撮清教徒殖民者在潘农基(Pannunky)玉米地战斗中战胜了印第安游牧部落；一伙获胜的莫霍克人(Mohawks)被塞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和他惟一一个白人伙伴所驱散；或者一支阿拉伯舰队在霍尔木兹(Ormuz)海峡受到英国船只围攻并被击败，波斯王(Shah)曾强迫这些英国船只加入他的联盟。这种故事从对印度的征服到阿散蒂(Ashanti)和祖鲁(Zulu)战争，直到现代的乌姆杜尔曼(Omdurman)、毛利(Maori)和缅甸(Burma)战争一再被重演。正像故事的开始科尔提斯和塞缪尔·德·尚普兰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人都会得到来自当地土著同盟者的帮助；通常的结局都是欧洲军队支持一个能够满足胜利的欧洲人一切要求的当地政府。但这些只是同一个主题的各种变化——这一主题就是欧洲军队曾经是，并且确信永远是胜利者。这里没有考虑非欧洲人的英勇、忠诚、马术或战术。当然一部分是由于战术的原因，这是欧洲人在长期的作战过程中和他们的终身职业兵役制中获得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火药的使用所带来的恐怖和致命效果以及火药的使用者由他们的技术优势所产生的自信。     然而，单是火药一项还不足以养成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人超常的自信。这一时期文学和艺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那时所建造的宫殿、教堂和大学的经久不衰、富丽堂皇，这些成就都是产生于这样的一个欧洲之中的：当时农业无疑是其主要产业，农业是建立在无知而受压迫的农民之上的，而城市生活为垄断行会和政务会所统治，新的产业不得不躲避到农村地区。有权势的贵族能成为，也常常是巨额财富和高雅文化的主人；但事实上很少有贵族到海外冒险。引人瞩目的是，绝大多数【XIX】的冒险家都是中产阶级职业出身的(有些是职业朝臣出身的)，他们都是一些有积极进取精神和性格的人，他们却来自一个这样的社会和国内环境：让他们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和教养保持一种敬畏之情。因为欧洲人不但精力充沛而且粗鲁；他们来自这样一个大陆，尽管其民族国家很有活力，但君主们在为他们不稳定的王位而互相争斗，与来犯之敌一争高下。     要把欧洲置于与东方诸王国的财富与力量相匹配的位置，也许最好是查阅一下1615年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e)拜见莫卧儿大帝(the Great Moghul)的记录，当时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代表。作为一位有才干、有教养的人，一位在欧洲不可小看的君主的官方使节(尽管作为个人是大有非议的)，罗为了得到贸易和联盟条约在莫卧儿朝廷逗留了几乎三年。他获得了他的前任威廉·爱德华兹(William Edwards)所没有得到的许多东西——爱德华兹只是发现大帝是一个乐于接受英国新奇事物的人；尽管罗想方设法要为英国的贸易公司获得一个可靠的条款，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的失败部分是由于他确信贸易是莫卧儿大帝不甚重视的一件事务；但它也使罗认识到，在像莫卧儿大帝这样富裕而强大的君主与像英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小王国的统治者之间签订条约似乎没有多大意义。问题很清楚，由于两位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差别。     托马斯·罗，实际上所有欧洲人都是一样，常常以平等的身份对待东方伟大的国王们，在与他们打交道时通常都做出高傲的姿态，从不以恳求者的身份出现。国王的内侍提示他必须以这样的礼节来拜见苏尔坦·普维斯［Sultan Purveis，莫卧儿大帝的次子，巴拉普（Barampore）的统治者］：脱帽，以头触地。罗回答说他“很荣幸去拜见王子，并被免去侍者的礼仪”。他要求获得与波斯王和土耳其大帝的使节同样的礼遇，而且当他前去拜见莫卧儿大帝本人时，他事先要求自己应该按照英国的礼节举止，“以便我能行为得体、正确”。     罗是一个让人钦佩的使节，他所获得的礼遇是此前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没有享有过的。他的成就巨大，他的叙述是最能透露内情的。但像他这样的自信在当时并不罕见，英吉利人也并不是惟一一个感觉如此之好的民族。罗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种气氛在那个世纪和那个时期屡见不鲜，其中多半还是托马斯·罗重述前人的。正是军人的自信引起了战争；而火药不但在解释战争时起到一定作用，它更能解释为什么它会被【XX】极易对之忿恨不止的君主们所接受，他们的文化水平通常不逊于欧洲人展示给他们的任何东西。但是无论如何罗的出使并没有暗示如果达不到目的将会军事干预。对于印度的国王而言，任何这样的暗示都是十分可笑的。而事实上罗自己也坚信军事行动总是会榨干海外贸易的利益，葡萄牙人“自从他们占领并守卫东印度群岛以来，从未获得任何好处”，而用刀剑夺取殖民地的荷兰人发现“对他们的无情惩罚抵消了所有的获得”。他也宣称英国东印度公司仅靠在印度的贸易努力还不能把印度的财富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因为根据当地严苛的税收制度、租金费和服务费，财富都集中在那些贵族和统治者手中，而不可能被那些众多的潜在消费者所掌握，事实确实如此。尽管这些东方的君主们对西方的奢侈品非常贪婪，但只有一样东西他们必须从欧洲获得——火器。因此，为了得到印度的财富，罗主张，东印度公司一定要通过出售给统治者武器来参与这个过程，从而分享统治者们的利益。罗所提出的这个办法肯定不是一个新的政策，但当它被完全采纳时，事实证明它对印度产生了最严重的后果，它是将印度与英国经济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础，它比当时可能形成的任何一种纯粹的贸易关系要持久得多。     然而，这种发展在罗当使节时还没有成为事实。当然他的保证和印度人对他的保证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私人性质。但是他们也代表了一种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事物。17世纪依然被人们的自信向前推进，依然为人们的探索精神所激励，这种精神曾使15世纪的人们告别已知的大片土地，勇敢地驶向未经探索的海域。17世纪——“一个拥有巨大能量的时代”——据说“那个时代生命过多过旺以致不能浓缩为一个公式”。这种概括同样适用于欧洲与海外世界的关系模式得以确立的一切世纪；而且这种模式是以这种形式被确立的：欧洲人的需求、欧洲人的价值、欧洲人的人格占统治地位。     民族国家和军事实力说明了大部分问题。能为远程航行（Voyages de longue course)提供装备和资助的经济技术同样重要，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航程中的危险，可以在许多参与者中间分散风险和利益。但是世界贸易的筹【XXI】资不仅要求有为探险担保的能力，而且还必须具有使用这些现有技巧的信心和勇气以及能使交易有利可图的有关世界市场和世界供应的知识。因此，它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欧洲商人在这一时期可以很轻易地接连不断地进入海外市场，在这个时期，他们作为个人而且通常作为拥立国王的人得到了承认，他们“商业的功绩”可以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进行理直气壮地辩护。     在15世纪的欧洲，重利法和正统教会对于价格的看法都没有被放弃，合股、保险和贷款的技巧还没有简单到使商人能彻底摆脱一切限制。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可能联系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出现，无论是从逻辑或是从年代学的观点看都没有得出必然的结论。无论宗教改革前或改革后，对海外市场都有太多的贪婪之心，而且在14世纪许多大商人、商业公司都以与16世纪同样的技巧、按照同样的惯例进行经营。对14世纪商人的个案研究还不多见，但是他们一出现就具有让人信服的力量。诸如布里斯托尔的约翰·坎尼恩哥(John Cannynge of Bristol)，他在资助爱德华四世(Edward IV)争夺英国王位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他让他的私人舰队驶向海上；像金首饰商、伦敦市长爱德华·肖(Edward Shaw)爵士，他们也为资助爱德华四世做了不少事，他个人曾献给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一个王冠，在亨利七世(Henry VII)时期他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理查德·惠廷顿(Richard Whittington)，先后三次荣任伦敦市长大人，1405～1422年一直是威斯特敏斯特(Staple of Westminster)市长，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富于经验并且富有的早期著名商人的典型，当广阔的新世界的地平线在他们面前打开时，他随时准备与国王和海军将军们共同冒险。有时是像琼·安哥(Jean Ango)和布列塔尼(Britanny)港的船主们（armateurs)，或者是布里斯托(Bristol)的特许商业协会这样的人或机构带领和组织大家进行这种冒险。但不管是他们引导统治者或是他们被君主们所引导，欧洲的商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资本家，他们与新世界和东方的人们绝不相同，即使这些地区的人们早就从事商品生产了。     绝大部分从事探险和发现的欧洲人、初级商品的生产者都是来自于农业。在形成时期，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冒险家”（根据这个词圆满的历史意义）。他们满载着成船的欧洲商品冒险前进，从不知道他们要把这些商品卖到什么地方，卖给谁——在这一点上与那【XXII】些在出发之前就已知道他们的主顾和市场的商人大不相同。因此他们的贸易几乎必然是建立在物物交换基础上的；这种做法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形成贸易路线和习惯。在易货贸易中，欧洲人与非欧洲人对价值和资本的认识是显然不同的，建立在货币基础上的贸易更是如此。因为对欧洲商人而言，不管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商人的职能就是贱买贵卖，他在交易中的存货就是他的资本，从中可以囤积居奇，获取高额利润，而不用考虑它的使用价值，而非欧洲人是用另外一套价值尺度进行交易的(直到他也采用欧洲人的做法为止)。     这种情形随着社会的不同而不同。极端的情况是，欧洲人遇到了北美的印第安人并用别的东西换他们的皮毛，而印第安人多年来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礼物交换过程，只是他们把不想要的多余东西转手而已，没有任何价值意识，对其数量也很少在意。对他们而言，任何一种铁器哪怕小到一根针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他们通常一年内可以搞到无数张毛皮，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的这种基本方式同样可以在西非、南美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发现。甚至在交易习惯已经形成以及一部分人已经通过与欧洲人的贸易从而在社会中具有了商人功能和地位的情况下，固有的普遍经济观念和习惯也使他们与他们的欧洲同行鲜明地区别开来。他们的动机也是极不相同的，而且令他们感到惊诧的是，欧洲人发现在市场被满足之前本地产品的供应已经枯竭了，而且价格的上升不但没有刺激生产反而削减了生产，因为非欧洲人那时还十分容易满足他们的眼前需要。他们也发现，那些被满足的需求只是人们浅层次的需求，他们对长远收益很少感兴趣，而这却是欧洲人所看重的。至于他们积累财富的欲望，也许仅仅是出于贪婪，也许是出于炫耀；这种动机也许会导致积聚物品，但很少会上升为一种资本去追求，而资本是一种再投资以得到更多收益的手段。在非欧洲人那里没有对无穷利益的追逐(appetitus divitiarum infinitus)，而这正被欧洲人作为永恒刺激而接受下来。     所以，迟至18世纪中叶，即使在毛皮商人认识到他们是在与一群职业印第安商人在打交道时，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把所有的捕获物都带到市场上去。同样，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也苦于找不到经济动力以刺激为欧洲市场生产香料。他们不得不【XXIII】诉诸于战争，借助于少量的武器供应，充分利用“意外事故”，强迫他们帮助维持其统治的当地统治者供货。同样的事情在西非一再发生，欧洲人的支持成了当地首领们之间力量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北美，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同样被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获得当地同盟者的效忠，不仅在他们相互之间的斗争中支持他们，而且帮助他们控制和尽可能地扩大毛皮交易。(欧洲人)所供应的物品确实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使北美印第安人放弃了他们的弓与箭，依赖于整船的火器和火药。但是，尽管当地社会依赖于欧洲人的供应，但按照欧洲人的标准，当地社会依然是“毫无远见”。他们全年收入的相当大部分都用于眼前的消费和社会炫耀，几乎不存钱，也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资本积累。     这种贸易的典型特征是奢侈品、火器、华丽的服饰、酒很快成为欧洲出口的主要商品，而且持续几个世纪一直如此；当地人的要求在本地人缺乏利润动机或者(如果有利润动机出现的话)也没有资本积累动机的情况下很快廉价地得到满足。结果，欧洲人利用了各种形式的强迫手段，这反过来更增加了欧洲人需求的权威性。不过一般情况下某种形式的军事干预也是这个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其结果也许是欧洲人直接统治，或者是间接统治，由欧洲人支持一个当地的统治者(正像罗在印度所提倡的)视具体情况而定。有时其结果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关系利用当地人对酒或华丽服饰或武器的迫切渴望，为偿还由此而来的债务而刺激生产。     从这样的概括中一定不要得到这样的印象：有见识而又贪婪的欧洲商人总是剥削他所接触到的纯朴的、未被污染的土著居民，而且为对他们进行永久的盘剥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可以举出熟练企业家组织和维持一套联系紧密的生产制度(无论是平纹细布的或是硝酸钾的)的无数例子，在印度大陆尤其如此，他们知道金融信贷活动的所有细节，对“农村交易”而言，欧洲商人只是附属而已。巨大财富、众多的商业阶级和彻底渗透到印度生活中的经济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在其起源与控制方面都是本土化的，其背景也是欧洲人来临之前的。人们研究较少的西非本地贸易体系同样表明，欧洲商人只是为当地组织提供了一个出口。不是欧洲【XXIV】人而是非洲人或阿拉伯人捕获奴隶，采购金粉、象牙或红辣椒，并把它们运到海岸。     在强调从海上交往一开始欧洲人就在贸易上居于有利地位的同时，要承认这种优势并不总是由以下的事实所造成的，即他们是在与原始人打交道，这非常重要。当这些原始人在面对老练的商人们时，他们似乎拥有平等的权利；不过发展至今的世界经济是以欧洲和欧洲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为了保证他们的需求，惟一可靠的手段即政治上的统治通常也在追求之列。海外领地的经济特性和必要性只是凭借它们自身的实力被缓慢而且不情愿地接受下来。在白人殖民者形成并保持着对都市利益的挑战期间(后来当地的人们继续了这种挑战)，欧洲对奢侈品的需求一直优先于对当地生产者必需品的需求，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世纪。很难对最终出现的“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对立做出平心静气的评价，在对这样一种制度的价值尚在众说纷纭时尤其如此。但至少应该承认，无论牵涉到这个体系中的道德或种族的思考会是什么，如果海外殖民地对欧洲人没有足够的经济吸引力的话，它们自身将会一钱不值，而且欧洲人的经济能力足以使其体系运行。无论如何其结果都是无可争辩的；欧洲的需求支配了当地社会的需求——日本是显著的例外，而中国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思想习惯、对动机的分析，甚至相对的文化发展和对资源的掌握都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突出的单方面发展现象。最初欧洲人希望发现通向这样一种地区的道路，这个地区勤劳富庶而众多的当地人能够为欧洲市场提供货物，而且这个愿望一直存留到18世纪，很大程度激起了人们开展各种南海项目的热情，这些项目激发和扭曲了那个世纪的扩张主义运动。但是像一个世纪以后向非洲扩张的法国人一样，欧洲人不断发现人口稀少的相对荒芜的土地——无人居住的土地(terres sans peuple)。因此他们的问题不仅是想方设法在他们发现的具有相当大潜力的社会中刺激生产，而且还要在不能供应但有潜力的本地社会或者在不能对之施加强制的当地社会中为他们自己组织生产，生产资料都被掌握在欧洲人手中——土地、矿产和劳动力。【XXV】     欧洲人对劳动力的控制通常包括动员一批外国劳动力并把他们运送到缺乏这种急需生产要素的土地上去，并且负责他们的生活。直到19世纪这个过程才开始颠倒过来，与以前一直是把劳动力运送到原材料产地不同，现在欧洲统治者开始把原材料运往他们的人口中心去。虽然有现代交通运输系统，但这种方法还是有它明显的局限性，甚至在19世纪，这种早期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还是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是一个中国苦力出卖劳动的时期，是契约印度人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接替黑人奴隶的时期，他们在锡兰(Ceylon)、马来亚(Malaya)、东非、中非和南非(East，Central and South Africa)既创造了新的财富又产生新的困难。     当欧洲人在对新的地区产生影响时，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也是相当大的；这些困难由于欧洲内部的敌对而大大增强了，导致它们为土地划界都是在既不考虑自然特征也不考虑当地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从德国的东非殖民地分割出去人口相对稠密的卢旺达(Ruanda)和乌隆迪(Urundi)，留下坦噶尼喀(Tanganyika)这样一个劳动力严重缺少的地区，这纯粹是一个欧洲外交决策。同样，从英国殖民地冈比亚惟一一个良港分割出西非的广大地区归法国人统治也是欧洲的决策。事实上还有这种情况：欧洲的影响还会创造出一种以前并不存在的适当经济出来——就像在尼日利亚(Nigeria)，或者印度、马来亚、南非和(一个时期的)中非那样。但这些例子与以下情况就恰成对照了，即欧洲的影响分裂或者摧毁了当地社会，而且破坏了该地区自然地理和经济统一性。要对这些行为的功过进行客观的评价，在找到为什么欧洲人在与其力量源泉距离如此之远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并保持主动性的原因之前是不可能的。一个有效的当地社会和经济被摧毁(或被逐渐削弱)这种呼声越是被尖锐地提出来，就越是需要去理解这样的境况是怎样产生的。     强调欧洲人抓住了由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机会是十分重要的，但这并不等于接受了这样一个价值判断，即，因为欧洲人使他们的利益居于优势地位，因而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一切成功者都决不辩护；一切辩护都不是注定必然的。每一个事件都必然呈现它的功过，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也许还包括民族或种族方面的。大多数假设都必然是一种判断的组成部分，因为任何一种判断都必须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XXVI】这种假设是关于如果事件按另外一种方式发生会产生什么结果。除了辩护或指责，为什么将权力安排在它发挥作用的地方以及为什么一些假设会被掌权者所接受，对这些问题形成原因的理解都必然影响对整个问题的客观认识。     迄今为止，对欧洲人的动机与境况的尝试性描述想必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权力总是与他们相伴，本卷及下一卷即服务于这一目的；如果说到此为止对历史环境的评述还没有说明当时的处境，那就应该考虑其他因素，不仅是历史因素，因为它们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性因素。似乎是一定的“自然规律”在起作用，使天平向有利于欧洲人的方面移动；至少，是某些“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这些经济学规律——如果确实存在的话——远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有哪位历史学家试图去描述它们，或者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出这些规律，那么他一定是一位鲁莽的历史学家。但其中确实保留了一些基本的、可以接受的成分，像“买卖之间的差别达10%”的格言所说的那样——其重要性显然不在真实的百分比。准则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使比值发生变化的即期条件，而是依赖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买者会买，因为他预见到了它的一种用途或未来的利润，而卖者会卖，因为他的产品积压，而且他的商品对自己用途不大，因而需要交换其他一些商品。两者之间地位的对比要比上面这种反差更大，因为自由的买者从来都不是被强迫的；他可以掉头就走，或者去选择别人的商品，或者去另外一个供应渠道。主动权总在他那边。卖者自由行动的余地很小；他要出售商品，因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他很少有选择购买者的权力，或者为他的商品寻找另外一种用途。     迄今为止，欧洲人在进行贸易交往并为他们绝不想空手而归的航行而调拨资金和组成企业之前就已经历尽艰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购买者的优势地位。当他们携带着欧洲商品进行物物交换时，常常发现对方并不接受这些商品［就像奥伦泽布（Aurungzeb）发现英国的毛织品一样］，他们将自己置于明显的不利的地位。但当他们与当地那些为了眼下的满足和社会影响而进行贸易的人们进行交易时，他们发现合理选择欧洲物品具有几乎是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他们所带来的奢侈品会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价值，这些奢侈品在给予即期快乐的能力方面居于明显的优先位置——【XXVII】尤其是欧洲人所带来的蒸馏烈酒远远胜过本地所酿造的饮料。     因此，出于各种不完全符合逻辑或确实可说明的原因，欧洲物品在贸易中获得和保持了一种价值，这种价值足以弥补欧洲人只是远道而来寻找市场并且被迫进行易货贸易的商人这样一种不利地位。尽管他的商品常常没有多大使用价值，更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而且通常在使用中极快、极易被消耗掉，一旦如果他撤出或中止这种贸易，也就预示着灾难。因为他与之交易的非欧洲社会一个一个地都接受了依附经济的地位。     在18世纪中叶，一系列的殖民战争加强了继续进入欧洲所控制市场的必要性，强化了海洋控制与殖民强权之间的密切关系，突显了任何一个交通不安全的殖民地社会的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依附的含义变得更加明显了。当时英国迫使荷兰东印度帝国(Dutch East Indian empire)退出欧洲市场，这使岛国的经济陷入拉富兹(Raffles)所称混乱状态。除了达恩德尔斯(Daendels)统治下的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处于戒严状态这一事实外，许多其他的情况也促使荷兰陷入困境；但它们都强化了荷属殖民地社会作为一种依附经济的一般特性——依附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对欧洲消费者的供应优先于维持它作为欧洲商品市场的地位。     荷属东印度帝国也许是一个例外，在这里，贸易与统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必须考虑在内。但由此发展起来的体系的相互依赖，其中欧洲与欧洲人的利益居于绝对统治地位，这些都可以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的大海军战略转变为保持殖民地与市场之间的交通问题［就像美国独立战争(the War of America Independence)的战略也曾经扭转的那样］的程度中得到判断。同期这一体系中的优良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在经济上绝对是依附型的，这时却成了古怪的欧洲战场。当任何一种争端产生时，强国都到那里去——正像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历史学家布赖恩·爱德华兹(Bryan Edwards)所说的那样。     毫无疑问，殖民地生产商之所以对欧洲市场和供应商形成依赖，部分是由于欧洲人在军事与政治事务中的优势以及他们在贸易中的专横。【XXVIII】但这也部分地是由于殖民贸易自身的内在性质所致。因为无论欧洲人是以个人身份移居并从事海外地区的资源开发，或是他们的贸易只是当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体系的补充，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得以发展的对欧洲的新贸易，与地理大发现所改变的中世纪奢侈品贸易大不相同，前者几乎完全是大宗剩余农产品或其他初级产品的乡村贸易。这种关系在理论上被设想为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互依赖、彼此支持和平等地位的体现。事实上，这种描述的明确简洁意义比它在此所隐含的意义更能为人所接受。由于人口过剩或者对人口过剩的担心，促使着欧洲人的扩张活动远离地价高而劳动力廉价的地区，而前往那些地价低(有充足的供应)而劳动力价高(紧缺)的地区。因此对土地和农产品的重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大规模移民背后的经济机制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点。通常对移民的支持一般来自拥有特许权的贵族，他们以承认得到殖民权为条件来提出他们君主对土地的要求，股东们渴望及早运出可出售商品——这只有从对具有明显潜力的农业区的掠夺中才能得到——的特许公司也支持移民。如果殖民者不再被作为“流放者”而是去接受他们每年接连不断的成船的货物供应的话，他们就必须满足“冒险者”对利润的合理期望，他们是用成船的钾碱、洋苏木、黄铜和香料，鱼和大麻，烟草和毛皮，最后还有糖等来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只有少数殖民者能满足他们的支持者的预期，许多殖民者都以优厚条件购得自己的领地［正像清教徒前辈移民（the Pilgrim Fathers）、加拿大的法国人（the French of Canada）和曼哈顿的荷兰人（the Dutch of Manhattan）所做的那样］。无论他们是否支付得起他们买地的费用，他们几乎都无例外地被拴到土地上了。当欧洲人作为管理者、指导者和剥削者而不是作为职业农艺师到来时，土著耕种者也同样被拴到了土地上。     对大宗出口商品的依赖——因为这是欧洲所要求的商品，使海外殖民地开始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其含义就像马尔萨斯(Malthus)或者里卡多(Ricardo)所说的那样让人沮丧。这就是贸易条件(the Terms of Trade)法则，它较少强制性，也没有多少理由，但它确实用经验事实表明作为一件历史事实和当代的实际经验，贸易条件只是对初级产品越来越不利。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XXIX】为了换回同样数量的工业品或加工产品需要支付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尤其农业产品。用来解释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人们达到了一种拥有更大支付能力的更加先进的经济状态时，他们在奢侈品上的开支在他们收入中将占有更大的比例，而必需品的支出将占较小的比例。他们仍然需要满足其基本的需求，但这一部分支出在他们个人或国家收入中只占很小部分。结果，对奢侈品的需求较之对必需品的需求，成比例的增长，而且奢侈品的交换价值也在上涨；而贸易条件对初级产品非常不利。当初级产品生产者发现他们的处境恶化时，他们能够恢复自身购买力的惟一补救措施就是增加生产、将更多的商品投放到市场上。而这只能更进一步降低单位价格，造成供大于求，减弱卖方的竞争力，从而形成买方市场。这种做法也将生产者陷入收益递减的危险中去，因为农业生产的快速增长通常只有通过开发边际土地才能实现，而这又要以增加与市场的距离和更大的运输费用为代价。     正由于由一种农产品的生产转换为另一种农产品的生产是困难而缓慢的，常常也是不可能的——转产至少需要3～4年时间，在这期间市场趋势早已发生改变——所以主要生产者才会陷入这种困境。与此相反，制造商可以相当容易地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换为另一种产品的生产。至少资本在工业中的转移要比在农业中容易得多，即使在资金调配十分紧张的工厂也是如此，而且城市劳动力比农业劳动力更具移动性和多种技能。另外，当市场对制造商不利时，他不仅可以转产另一种产品，而且他还可以得到这样的好处：当市场对他有利时他可以减少单位成本，制造和销售更多的产品。     因此，西方世界的消费者与制造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贸易中拥有优势，并且以此使他们在15世纪和16世纪获得的最初的优势得以保持下去；以至于“殖民经济”、“依附经济”和“不发达经济”这些术语几乎成了同义语，尽管每一个术语都有它确定和独特的含义。缺乏西方人在近现代史上如此明显而成功地对之掠夺的资本是这三种经济的共同特征，其结果是海外殖民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附属性达到如此重要的程度，以至于终结殖民主义的宪法地位现在也被广泛地认为只有有限的价值，【XXX】除非这种从属于西方经济统治的局面也能得以终结。     本卷和下一卷无意成为经济分析的著作，即解释和讨论由15世纪和16世纪发展起来的世界经济所塑造的独特格局的形成原因。毫无疑问，最终这部分析与解释的著作是必然要完成的。但首先要尽可能客观地对所发生事件进行真实叙述。因为至少对于拥有知识与理解自然背景的欧洲历史学家来说，一种适当的起点似乎就是对欧洲经济状况的叙述。人口、科学知识、无知和好奇、财政能力、国家实力和国家目标、作为国家偿还能力惟一可靠基础的贵金属的绝对影响，这些问题都应视为形成影响力的因素。对需要组织足够劳动力和为达此目的而采取措施的欧洲人接受程度也应考虑在内。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诸多方面时，这一时期欧洲的境况应首先被视为后来发展的原因来考虑，还是由于反过来它受到非欧洲地区供应和机会的极大影响而延至以后再给予考虑，这始终是一个问题。总之，似乎有理由在开卷篇中论述一下欧洲经济变化中与世界观的诸多方面。农业问题对其形成似乎较少实质的影响；因为总的说来，农业是欧洲的主要产业，这是毫无疑问的，任何对欧洲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农业状况的基础上，尽管在农业状况与寻求新的殖民地的冲动，或者与对利用新殖民地所提供机会的态度之间难以建立任何直接关系。同样，直到19世纪，随着在陆地和海上蒸汽交通系统的发展，欧洲的农业才受到海外生产的明显影响。欧洲与海外人口的饮食、劳动能力和生存率无疑很早就受到欧洲人在全世界传播种子的方式的影响。因而本卷也包含了一章来论述这一有趣主题的，而论述这一时期欧洲农业的那一章则被安排到下一卷中。     但章节的安排和考虑问题的优先顺序都不是完全符合逻辑或者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在这两卷的篇幅内来论述旧的殖民经济体系问题，【XXXI】其论述的顺序必然受到规划和编辑的内在困难的影响。如果这些章节被证明是有趣的和令人满意的，而且当这两卷都完成后，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真实的历史基础，人们由此可以对世界经济的性质进行探讨，那么我们就基本上达到目的了。 译序 同第一卷